专访全文如下：

在涉及需要突破思维惯性去做重大决策时，人分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11个9’，即99.999999999%；另一种是‘11个9’之外，朱旭东属于后者。

一百多年来，总有一些公司很幸运地、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站在技术革命的浪尖之上。谁能在早期发现并推动那些未来可能成为浪潮之巅的公司，谁就掌握了科技创新的财富密码。这些人被称为“破浪者”。

“我觉得在涉及需要突破思维惯性去做重大决策时，人分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属于‘11个9’，即99.999999999%；另一种属于‘11个9’之外。回头来看，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信念驱使，我就站到了‘11个9’之外。”朱旭东笑着对笔者说。

朱旭东所说的数字，是晶圆的纯度。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千足金，是“4个9”。晶圆是由硅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工艺炼成，当硅的纯度达到“11个9”时，它就成了集成电路最核心的原材料，实现了“点石成金”。这“11个9”之外，也正是朱旭东领导的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浦科投资”）深耕集成电路投资领域多年，不平凡的芯路历程，他的故事要从百花园讲起。

站在“11个9”之外做决策

百花园位于上海浦东张家浜河畔，是一座封闭式园林，西南角的小院子曾是浦科投资接待重要客人、召开重要专题会议、做出重大投资决策的场所。2014年，一宗波澜起伏的国际并购案决策就在这里做出，结局出人意料，甚至改变了朱旭东与浦科投资的命运。“如果历史再重演一次，我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决策？”朱旭东也不时问自己。

朱旭东在百花园，这里见证了浦科投资混改的巨变，

在市场上声名鹊起，以及从生涩到成熟的 9 年。

事情源起于2014年年初，当时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的芯片独角兽“澜起科技”遭遇做空者的袭击，股价大幅跳水。做空报告的主要攻击点是怀疑其财务造假。受做空者的影响，澜起科技在美国遭遇了若干投资者的集体诉讼。创始人认为中国背景的科技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容易受到攻击与干扰，不利于长久发展，希望中国投资者将澜起科技收购并私有化。为此，创始人找了浦科投资。

“澜起科技被做空，对项目决策而言，是一种挑战；但是对项目估值而言，股价被砸出黄金坑，又是可遇而不可求之机。我们委托国内的一家专业机构对做空报告提及的中国香港实体与澜起科技之间的交易进行了复查，基本结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每一笔交易的货物流出与现金流流入是对应的。”朱旭东复盘说。

“澜起科技基本面良好，处于一个爆发性增长的市场，以及创始人出色的说服力最终打动了我们。我们决定立即行动，于2014年3月10日发布了公开、全面收购澜起科技的非绑定要约。”就在浦科投资开始行动不久，体制内的决策阻力以及对风险的担忧也随之而来。“这个协议交割价6.93亿美元的项目，到底该何去何从的确让我焦虑不已，寝食难安。”

投资是一件专业性和责任性极强的事情，面对不确定性，就如百花园里的风景：春有百花秋有月，也有台风过后的一片狼藉。“当时浦科投资还是一个100%的国有企业，如果坚持收购澜起科技，即使做好了，对我个人而言并没有利益方面的好处；万一做砸了，后果都是极其严重的。决策阻力者甚至会以涉嫌渎职的罪名送我进班房……这是我人生遭遇挑战的艰难时刻。”朱旭东此刻想到了初心，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卓越。

时间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朱旭东从上海同济大学道路交通工程专业毕业，正赶上浦东如火如荼的大开发。他成为浦东第一批拓荒者，历任浦东新区城市道路建设管理署、市政工程管理署总工程师以及浦东新区发展计划局副局长。2004年，他开始担任浦东新区科技局局长，从修公路转变为建信息高速公路。在100个月的任期中，他参与张江高新区的建设发展，抓住机遇聚焦集成电路、软件和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取得了较明显成效。如今，张江已成为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的重镇，诞生了中芯国际、华虹宏力等一批龙头企业。

在朱旭东看来，那是浦东绽放梦想与光荣的时期，这片热土始终不变的底色是实事求是、敢闯敢试。“烈日中的百花园树木苍翠，蝉声震耳，生命力是多么的旺盛啊……我决意不戴面具生活与工作，心口如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朱旭东的决心，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变革：“旭东你有担当，敢于创新，我们应该支持你；但有人担心风险，也是对的。那么就进行浦科投资的股权改革吧。只要你们能够把浦东新区国资委在浦科投资的股权比例降到不超过25%，你们团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了控制浦东新区国资委的风险，请你们在混改完成以后再进行澜起科技并购的交割吧。”朱旭东回忆起当时浦东主要领导的这次谈话。

这也意味着朱旭东将面对更艰巨的混改融资压力：一是为混改找战略投资者，二是为团队基金找LP，其难度是类似于澜起科技那样的实体项目融资所无法比拟的；而且澜起科技必须要在半年内完成交割，双重压力的叠加，混改难度之大前所未有。“为了吃一道菜而改装厨房，这种决策的口味大概也属于‘11个9’之外吧。”朱旭东笑着回味道。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命运不靠机缘，而是靠你的抉择。命运不是等来的，而是争来的。这几乎就是我和浦科投资那段艰难历程的真实写照。”朱旭东和团队克服种种困难，在几乎不可能的时间内，引进了中信金石、光大投资、上海的国企上实集团和上海国盛，于2014年12月31日澜起科技最后一个交割日的上午，完成对浦科投资的混改；当天下午，浦科投资联合中国电子顺利完成了澜起科技的交割手续。

2019年7月22日，黄埔江畔一声锣响，拉开科创板的大幕。澜起科技作为首批25家企业在科创板挂牌，一时风头无两，成为科创板的风向标。“澜起科技这个触发浦科投资股权改革的项目，这个支撑浦科投资混改以后走上正轨的项目，像超新星爆发一样，在2019年突然大放异彩，其鲜亮的程度远远超过我的预期。这就是站在‘11个9’之外做决策的回报……”朱旭东思考更多的是如何继续站在“11个9”之外驾驶浦科投资这艘船，乘风破浪，驶向梦想与远方。

朱旭东在任浦东新区科委主任期间，

创建了“浦东新区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开政府引导基金之先河，并对中国创投模式影响深远。

从引导基金到三角形策略

梦想从历史走来。这家1999年成立、伴随着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和“聚焦张江”战略成长起来的具有国资背景、历经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市场化投资机构，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从2005年起，浦东科委因建设支持科技创新风险投资体系的需要，向浦东新区政府建议组建实施政府引导基金。从此，浦科投资开始承担浦东新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作任务，并在海外投资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以投资美元基金作为引导基金运作的切入点，与经验丰富的专业美元基金合作，学习其经验；同时，吸引他们来浦东新区设立管理机构，对浦东新区高科技创业公司进行投资。当时，国内投资美元基金尚没有先例。为此，浦科投资与各方积极沟通，在经过商务部、外管局等多个部委长达6个月层层审批，最终获得了美元投资批准，在开曼、香港等地建立了自己的离岸投资平台，迈出了中国引导基金走出去投资外资VC的第一步。

“回头看，浦科投资开了全国之先河，也开了政府资金‘拨改投’之先河。如今，中央政府各部门、各地各层级政府纷纷推出政府引导基金，充分显示了浦东新区先行先试的作用。”朱旭东颇为自豪地说。“浦科投资在基金设立运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曾投资21支基金，并负责多支基金的运营管理，累计管理基金规模超过200亿元，扶持了如中微半导体、盛美半导体等多家高科技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2012年，朱旭东被任命为浦科投资党委书记和董事长，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蓝海在哪里？“经过权衡，我们决定以集成电路产业为第一突破口，当时芯片是冷门，但我们坚信战略选择是对的：集成电路是信息社会的基石，所有社会经济系统的数字化转型，都要靠它支撑，冷门一定会变热的，而且繁荣期不会短！”

朱旭东决心虽大，但寒冬之漫长，市场之残酷，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尤其在2014年之后，投资人对于团队混改的条件非常严苛，形象地说，如果某年浦科投资的ROE（净资产收益率）低于7%，团队白干一年不算，当年还要倒贴2000多万元，相当于每天损失一辆宝马。朱旭东这些年熬得异常艰辛。

“这种煎熬和冰水，如何顶得住？我觉得是‘不住于相’的思维，符合《金刚经》的教诲：不要被令人眼花缭乱的万物具象所困扰，要透过这些看到真谛。三角形投资策略，就是浦科投资核心竞争力的真谛。三角形一条边整合了政府和市场；一条边整合金融和产业；一条边整合境内和境外。”

第一条边，如果不统筹好政府与市场，企业是做不强也做不大的。因此，他敏锐地抓住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大基金）成立的契机，建立规模为50.5亿元的子基金“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浦科投资与国家大基金方面相关机构共同组建管理公司，负责运作管理。“我非常感谢大基金对我们的认可，让浦科投资成为国家队的一员，也很赞同财政部刘昆部长对大基金一期的评价：这是所有国家基金里面做得最好的，具有很强示范效应，带动社会资金进入到这个行业，改变了中国集成电路的生态。”朱旭东有些激动。

第二条边，朱旭东认为，“浦东新区的集成电路产业在国内居龙头地位，我们在该产业人脉丰富。浦东也是金融中心核心区，金融资源丰富，要素市场齐备。只有产业和金融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浦科投资调度资源、架构项目的优势，才可能实现弯道超车。”浦科投资成功布局了“PE+上市公司”的模式，控股了A股上市公司万业企业，通过“外延并购+产业整合”，将制造等离子注入机的凯世通、生产半导体气体传输器件的Compart Systems等项目不断做大做强，提升核心竞争，努力将万业企业打造成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装备材料集团。

第三条边，从全球半导体产业第三次转移浪潮看，2000年之后，中国大陆已成为下一个半导体产业中心。而在美欧日等资本市场上市的半导体企业，已被投资者定义为成熟产业，对照A股定义为新兴高科技产业，两个市场的市盈率具有五倍以上的差距。“对浦科投资而言，只要对纳斯达克或者纽交所合适的集成电路企业进行并购及私有化，并把该资产迁回国内注入A股上市公司，就会有可观的投资回报率。”朱旭东操盘澜起科技、新加坡STI和长川科技等一系列项目，都得到了成功的验证。

“三角形策略就是蓝海，就是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十年来我们对这个战略从来没有动摇过，凭借它闯过如此之多的风险关口！”朱旭东坚定地说。

时间来到2020年11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与“卡脖子”之痛切实相关，该如何破局？朱旭东认为这是百年未有变局下的宝贵投资机会。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总经理丁文武

为朱旭东颁发2020 年度半导体最佳投资机构奖。

创新与转型的社会基础

如何解决中国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部分关键元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的卡脖子问题？朱旭东在其所著的《创新与转型的社会基础》一书中有深刻的思考。在他看来，“卡脖子”背后是中国的创新与转型问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始转型，到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180年来，中国在这条路上不断求索。

创新要有社会土壤，比如浦东新区较早看到了硅谷的沙丘路一条街（创投聚集地）对美国创新体系蓬勃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察觉到中国台湾地区的“国家开发基金”对新竹园区成功的重要作用，于是有了《浦东新区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试点方案》，为高新区科技企业的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养料。

创新还需要企业家精神，要看对经济系统的贡献，毛利率提高了才是真正的创新。“投资就是投人”朱旭东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他对戴保家的投资，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戴保家深谙高科技公司在市场的生存法则，除了技术要靠一招鲜，对成本的控制也是公司保持长青的关键。在担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锐迪科的董事长兼CEO期间，他没有专职的驾驶员、秘书，甚至坐飞机向来都是折扣最多的经济舱。2014年戴保家从锐迪科退出后，我们投资他创立了翱捷科技，并帮助他对接资本、市场等发展资源，如今翱捷科技已成长为一家估值超过15亿美元的通信芯片独角兽企业，即将登陆科创板。”

“创业型项目的核心人物，需要具备乔布斯、埃隆·马斯克的基因；成熟型公司需要的是敬业合规的职业经理人。投资就投人，这句话没有错，但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标准。”朱旭东总结说。

朱旭东荣膺“金牛创业投资精英”奖。

金牛奖享有中国基金行业“奥斯卡”的美誉，

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解决“卡脖子”问题一定要付诸于行动。事实证明，装备材料面临国外越来越紧的技术封锁，成为被“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可控是必然选择。朱旭东认为，实现自主可控一定要从两个方面努力。第一个努力方向是在被“卡脖子”的国际背景下，尽可能统筹境内外资源，局部展开攻关，实现集成电路先进制程成套成型的自主可控。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将进行扩容，成为先进制程成套成型自主可控的调度枢纽；第二个努力方向是引进国际高端人才团队，在国内创业，还是解决先进装备和材料关键项目的国产化问题，以安全实现自主可控。

如今，浦科投资联合“中国半导体之父”张汝京博士，发起设立“芯大陆基金”来聚焦装备材料领域，依靠嘉兴嘉善位于长三角1小时集成电路黄金圈的核心位置创建产业枢纽，培养一批能够真正起到补链、强链、延链作用的优质企业。该基金将是一个功能强大的、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可控的发动机。

采访即将结束，在被问到“作为一名投资人的意义是什么？”朱旭东回答：“我们像拼搏远方的破浪者，我们的人生目标是追求卓越。为此，我们会投入自己能够调动的所有资源，只要一息尚存，航行就不会停止，直到发现新大陆。我们最终会把获得的财富回馈给社会，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浦科投资主要的合伙人都是这个愿景。”